1932年，日本制造了所谓的“日本和尚事件”，5名日本僧侣向工人义勇军抛石挑衅，冲突过后，日僧一死两伤，日本浪人竟公然放火焚烧该工厂，并砍死我国的三名警察。

1932年1月1日，日军对锦州发起总攻。彼时蒋介石被迫下野，但仍然把控着军政大权。而孙科在通电就职后，为了对抗蒋介石，为了博取舆论的支持，便大肆宣扬死守锦州，同时也在主张对日和平绝交。

但本身，孙科只是理论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他并未采取任何的实际行动，在1月3日的时候，日军占领了锦州，全国民众群起沸腾，纷纷站起来抨击孙科，义愤填膺的要求对日宣战。

对于这样的局势，孙科也是伤透了脑筋。既有着财政上的短缺，又有着外交上的巨大危机，孙科也是一筹莫展，国民党内部也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无奈之下，支撑不住局面的孙科只能向汪精卫，蒋介石等人求援，让他们主持大局。

借此机会，蒋介石的亲信趁势叫嚣，让蒋介石复职。

所以在1932年1月21日，上海的报刊上便刊登出了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文章。其大概的对日策略为坚决的抵抗自卫，但对日不绝交，不宣战。

希望国联出手挽救危局，让日本军从东北撤退。实际上国联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，毫无实际意义。

日军就这样抢占了我国的东北，还策划成立满洲国。

为了强迫国民政府屈服，日军侵略者于1932年在不断在上海寻衅挑事，在1月18日的时候还制造了所谓的“日本和尚事件”。

有5位日本僧侣在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外，向我国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抛石头挑衅，最后冲突一触即发。

中国人的骨子里最不缺的便是血性，这是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所孕育的骄傲。最后此事的结果是日僧一死两伤。

谁想，这便触怒了日本人，日本浪人为此直接放大火焚烧三友实业社，还砍死砍伤我国的警察三人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所谓的日侨也站了出来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认为他们日本人受了委屈，所以集会游行，还砸毁多家华人商店。

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还向上海市政府发表抗议，此举也堪称是恶人先告状了，他们竟然还提出了让我国道歉，惩凶，赔偿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的要求。

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是，他们一方面对中国人大放厥词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悄悄的做着总攻准备，大批日舰直抵上海。

一月二十七日，日军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，声称“24小时内，见不到满意答复，就采取自由行动。”这便是在武力威压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上海市政府虽不愿意屈服于强权，不愿屈服于外辱，但到底碍于局势。所以上海市政府表示在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前答复日方，考虑是否承认这四项要求

事情怎么会如此简单呢？日军可不是为了轻轻飘飘的四项要求。

此事只是他们挑起争端的一个借口，是他们意图侵占上海的一个理由。所以在1月28日深夜23时，他们便在闸北发动了进攻。

日军无理的侵犯举动，让国人群起抗争，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下，在驻上海的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和蒋光鼐的指挥下，淞沪抗战正式开始。

19路军的抗战引起了所有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，为此，上海总工会还特意发布了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决定。只要是在日本工厂商店中工作的工人职员们，全都强悍的宣布了罢工。

上海各界民众们组织捐款捐物，支援前线运动，兵工厂的工人们连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。

大批的抗战物资，大批的面粉，蔬菜，鸡蛋，年糕分全都来到了前线，慰劳抗战的部队，宋庆龄和何香凝也发起了捐赠棉衣的运动，仅在5天内便制成了棉衣裤3万多套送至前线。

当地很多部分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义勇军敢死队，情报队，救护队，通讯队等协同19路军作战。

在平时19路军中，仅参加战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多人，这还仅是不完全统计。他们很多人在抗战中牺牲甚至负伤。上海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由此点燃。

他们所生活的这片沃土，这个城市，绝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。除了国内民众，海内外的同胞也参与到抗战中，他们捐给19路军的款项竟达700多万元。

仅在抗战的一开始，19路军的蔡廷锴蒋光鼐面向全国发出了通电，他们说“为卫国保守而抵抗，虽牺牲至一卒一弹，也绝不退缩。”

人可死，血可流。中华的寸土不能丢。

为了抵抗日军，他们先是在闸北进行巷战。在战火战火蔓延到江湾，庙行，宝山一线时，第五军也参与到了他们的战斗中。

在3月1日时，日军发动了全线总攻击，并在七丫口登陆，然后又占领浏河，此时我国的军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。19路军几次请求军政部速派部队增援浏河，结果自始至终都是杳无回音，军政部对此置之不理。

19路军和第五军在此战中所做出的牺牲，所展现出的抗日风采足以让世界瞩目。在整个淞沪抗战中，19路军和第五军伤亡失踪共计13160人，上海的百姓伤亡和失踪共计21000多人。他们以沉重的代价给予了日军极大打击，让日军多次更换司令而不能有所推进。